塞斯·诺特博姆，作品极具实验风格

塞斯·诺特博姆被A.S。拜厄特誉为现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作品中的实验风格最让读者印象深刻。他遍游欧洲，用文字表达他对生活和自我的思考。他获得过包括P.C。胡福特奖、飞马文学奖、康斯坦丁·惠更斯奖、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等各类文学奖项。

诺奖标准被忽视更看重“理想倾向”

在情绪化的气氛中，到底诺奖的获奖标准是什么，反倒被忽视了。对照一探便知的诺贝尔文学奖标准，或可评判莫言能否获奖。

自1895年诺贝尔文学奖开设以来，获奖作家多来自欧洲和北美，到底是什么让亚洲作品难以在诺奖中站稳脚跟？语言是首要因素。亚洲作品很少以全英文书写，评审学识再丰富也不可能了解世界各地的特有文化。于是，翻译就成为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翻译者对于作品的理解越深刻，作品自然越好，反之，必然会降低原有作品的艺术价值。所以，语言仍是左右诺奖价值判断的条件。

然而，相较国人可以将不得奖推诿于“翻译障碍”与评委口味“西化”，另一个明文显现的标准却一直被忽略着：诺贝尔的最后遗嘱中，提到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理想倾向”的重视：希望“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于是“理想倾向”一词，在诺贝尔奖105年的历史中从未中断。事实上历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的共同风格，无不是关心社会、敢于直面人生、无所畏惧的人，是社会责任感的出色代表：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社会批评家”，“对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公共事务的批判精神以及政治敏感度”，莱辛“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德担当的作家”。赫塔·穆勒荣获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坚决反对东德某些作家与秘密警察合作的高音喇叭。从大江健三郎、凯尔泰斯、耶利内克到品特，都是这样。

有媒体评论道：与其羡慕诺贝尔奖，不如多修炼文化责任，多追求文化的独立性，多倡导积极的职业操守和精神导师的责任，让文学本身得到回归，这远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重要，更有积极意义。（记者谢正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