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宜更多转向减轻企业、居民税收负担。

需高度警惕为完成税收任务层层压指标而加大企业税负的倾向，警惕因此对尚未摆脱困难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阻碍企业和市场力量的恢复。宜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稳定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充实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着力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能力。

第三，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注意引导和保护好房地产市场需求，保持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方面的有关措施，加大对居民合理购房活动的支持。既要充分发挥房价上涨刺激供给的积极作用，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城市住房建设，也要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城市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宜长短兼顾，将房地产发展与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工业化、城市化长期趋势，加快制定面向长远的国土资源规划和城市、产业布局规划，指导基础设施合理超前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方式改革，协调好农业生产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间的关系，有效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积极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覆盖范围。

第四，进一步放宽行业准入管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对处于公益性和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应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督促其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市场机制，注重社会目标。对于既有竞争性，又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领域，应积极放宽准入管制，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发展、促进行业内垄断企业改革。宜进一步放宽铁路、烟草、电信、电力、金融、文化及其他各类服务业以及部分城市公共事业的准入管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推动这些行业加快发展，满足迅速扩大的需求，通过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在破产清算方面宜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促进那些低效产能尽快退出，推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建立更严格的风险责任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