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明显。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谈判首先应清算三笔“账”。其一是“历史账”。从1900年到2005年，人口总数不到全球20%的发达国家，却排放了全世界80%的温室气体。1950年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更大幅度地提高减排目标，并在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支持，这将是气候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其二是“人均账”。数据显示，2006年发达国家人口不到10亿，却排放了约129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6%，人均排放几乎为发展中国家的4倍。二者之间的差异表明，前者是“生存排放”，后者是“奢侈排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排放空间；而人均排放量更高的发达国家则应加大减排力度。这将体现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平和正义原则。其三是“法律账”。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巴厘路线图”， 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基础。其不仅确立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且为发达国家确定了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哥会13天的激烈进程显示，与会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几个关键词：“体制”，即是否坚持国际社会公认的《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气候制度框架。会议期间，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再试图脱离或绕开这一框架。“双轨”，即指2007年180多个国家签署“巴厘路线图”时确立的双轨谈判机制：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承诺2012年以后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主要是指美国）则要在《框架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是自今年曼谷谈判以来，欧盟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双轨谈判并成单轨，试图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的方案，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原则”，即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正”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这三条原则在会议期间遭遇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压力。“共识”，主要指：1.发达国家要为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要承担中期量化减排义务；2.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支持下，尽可能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3.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4.建立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四个“共识”，其实就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诉求。

会议期间，争论各方相持不下，上述争论焦点迟迟达不成共识。会期中，西方国家的黑箱操作不断曝光，激起发展中国家的愤怒，使争辩双方的气氛一度白热化。最终，各方的博弈集中于减排承诺、资金、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