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两名被胡老师伤害的学生

　　心理学家们将上述心理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该综合症或症候群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这种情结产生的首要条件是被害者受到了显在的或潜在的暴力的威胁，其次是施暴者给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同时控制受害者的信息来源，即除了给受害者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得到。最后一个条件是，让受害者感到无路可逃。一开始的时候，或许受害者还会反抗，可在多次反抗无效，且没有外界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受害者很容易向施暴者的小恩小惠投降，转而采取一种合作——甚至感恩——的态度，将自己受迫害的命运合理化，这种合理化同样也使施暴者的迫害行为变得合理化了。

　　在老师用烟头烫学生的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全部特征。如学生因为怕骂，被老师用烟头烫的时候不敢叫，因害怕没有书读了而恳求家长不要给老师说，这说明他们受到了显在或潜在的暴力的威胁；当他们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们表示“这是老师严厉要求我们，我们理解他”，甚至齐声说“老师是为了我们好”，这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受到惩罚的原因全是自己不好，不能怪老师。另一方面，在师生的日常交往中，出于使学生“乖”或“听话”的目的，那位用烟头烫学生的也不可能没有给学生施以小恩小惠。再加上孩子太小，所能接收的外界的信息来源非常有限，同时他们也无法自主地安排或逃脱生活在老师的淫威下的命运。从这一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老师对学生的体罚或变相体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学校就是与监狱最类似的场所，且是一台非常完美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生产机器。等到孩子从学校毕业了，他们早已将压迫与被压迫的合理性内化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他们已变成了天生的“压迫者和受压迫者”，因此，当他们走出校园后遭受到来自社会的或政治的更严重的压迫时，他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习惯了。他们同样也会异口同声地以 “老师是为了我们好”这样的话语和态度来使一切不合理的压迫与被压迫合理化和合法化——这难道不是一幅令人感到背脊上寒气直冒的最恐怖的社会场景么？

　　作为终有一死的普通人，我们只希望活在太阳下的每一天都令人感到自由、快乐、幸福。我们只希望能像一个人一样地有尊严地活着。由于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独特的感觉，因此，我们的幸福感是任何人都没法、也不能代替我们事先设计的。俗话说得好，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诚然，在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过程中，我们会犯错，甚至会误入岐途——这在任何人都难以避免，况且犯错也是我们的权力，它可能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丰富，更精彩——就算如此，我们都不需要任何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为了我们好”。还是让我们“为了自己好”吧！我们更不能原谅在“为了我们好”的名义下对我们所犯下的任何罪行，也不会对未经我们同意的“为了我们好”而带来的那一点点福利感恩戴德。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只有当他们作为平等的个体进行对话与交流，并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人际冲突时，真正的“人的教育”才会出现。否则，只有教化，甚至——驯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非人的教育。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觉醒的父母，应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与我们一样，我们后代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当我们放下“为了××好”思维模式，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并以平等的身份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则不但解放了他们，同时也解放了我们自己。（宕子）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