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0日下午，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副主任房艳、房艳的哥哥、房艳的侄子一行三人乘坐公务车前往罗湖区大望村，房艳所配公务车由其哥哥驾驶，在大望村与市民宋先生所驾私家车发生擦碰。宋先生投诉称，房艳的哥哥无证驾驶，且下车后叫嚣“我是政府的车怕什么”。街道办回应称，当日房艳是去大望村考察。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副主任房艳周末大望村之行，究竟是公务行为还是公车私用？福田区监察局和香蜜湖街道办为此组织“3·20”事件联合调查组，昨日向媒体通报调查情况,调查组通报称，房艳大望村之行属公务行为。（3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尽管福田区通报了房艳大望村之行属公务行为，然而，稍微具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调查结果漏洞百出，根本不足以证明房艳并非公车私用。首先，电话通讯记录只能证明谁和谁在什么时间通过电话，如果没有电话录音——如果电话公司将用户的每一次通话都录音，则不但有侵犯公民隐私之嫌，恐怕也没有那么多的空间用来保存这些录音资料吧，因此，这次事件有电话录音记录的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调查组又凭什么证明房艳等人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呢？——怎么知道他们就是在电话里相约去考察，而不是去如宋先生所说的“吃狗肉”呢？

在此以前，也就是房艳首次向记者声称“我哥开车带我去考察”的时候，当记者追问所提考察项目名称、具体位置等问题时，房艳解释说：“只是听说，没找到。” 从房艳的回答中看来，似乎她是在“考察”回家的路上——因为“只是听说”，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所以“没找到”；然而，后来她却声称是在“途中，接到史先生电话，说深惠路堵车，让房艳的哥哥先带房艳去找培训中心。车开至大望村附近，与宋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擦碰”，这却又是在“去考察”的路上。为什么会这样前后矛盾呢？显然，由于记者的提问太突然，再加上“考察”一事本属子虚乌有，房艳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后来也不记得当时自己曾经对记者说过什么了，所以这个谎没能圆得那么完美，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瑕?u——当然，房大主任以后还可以说记者也在说谎。退一步言，我们姑且相信福田区监察局和香蜜湖街道办的调查结果，即房艳此行是“事先约好”的，而且通了几次电话所谈的都是考察的事，如果是这样，她对考察项目名称、具体位置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当时居然回答不出来呢？因此，如果要民众相信通报，以上这些疑点，我想调查组或房艳本人应该做出合理的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