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批评说成“骂”，怎么就不考虑自己的影响力会让这个说法产生“放大效应”呢？】

昨天出刊的《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对郭敬明的采访，其中谈到了社会批评。郭敬明说自己不擅长这个领域。但是读完这篇访谈，觉得郭敬明其实还是比较擅长批评领域的工作的，他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也是一次批评实践，多少也表现了他的批评底色。

记者提问说，对权钱交易等社会负面现象，“你永远没有想要用我的公众身份来说一些话，来帮助社会做一些矫正或有些批判性的东西吗？永远没有这个欲望吗？”

郭敬明答道：“我们有所谓的公知，他们对社会现状、权力结构有清晰认知和鲜明观点。但是我不懂，我不知道我的观念看法是否正确。因为你的影响力太大之后，你轻易说一句，会有放大的效应。在这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干脆就不表达，我去做好我的事情。”很谦虚，对批评这件事也很谨慎。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态度，是一些社会批评者还比较缺少的态度。

但是，话题转到韩寒身上后，这种谦虚和谨慎就看不见了。“……就算你喜欢韩寒，崇拜韩寒，但是如果这个国家13亿人都是韩寒，你觉得会好吗？每个作家都变成韩寒那样，是不会好的，每个人就在那儿骂……”这里，批评成了“骂”，“就在那儿骂”。韩寒的社会批评肯定是不完美的，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可以反驳、商榷的，但韩寒的社会批评，其基本态度是理性的，负责任的，绝不是“就在那儿骂”。再说韩寒也不代表所有的批评者。把批评说成“骂”，怎么就不考虑自己的影响力会让这个说法产生“放大效应”呢？或许他就是要放大这个“骂”字？对批评采用污名化的手法，也是一种“批评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转换话题。记者是问郭敬明怎么没见你批评权钱交易，郭敬明把问他一个人的话变成了问全国13亿人的话，好像记者主张13亿人都当批评家似的。记者这样问郭敬明，是希望他借助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批评方面起一点作用，你不愿意是你的权利，但是用不着搬出13亿人口来，因为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与郭敬明没有可比性，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名声和影响力。

搞不搞社会批评，对郭敬明来说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倾向问题，这种选择和倾向，跟他回答记者提问的另一番话的选择和倾向有一致性。

因为郭敬明回答记者说他最尊敬的就是自力更生的人。记者就问：“那你应该很反感富二代、官二代？”郭敬明说：“我认识的富二代，他们在知识、才华、修养等等任何方面都要甩所谓的‘屌丝’十万八千里……”这段话的“批评术”是：说到“X二代”，只说有才华、肯努力的，不说炫富炫权的；说到草根阶层，就反过来，只说不努力的那一部分，不提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这种选择和倾向，也许就是郭氏批评的底色？真正的社会批评，不搞“人以群分”，只以公益和公义作唯一的标准。如果作家郭敬明、导演郭敬明的创作受到无理的干预，批评者也会站出来为他发声的——也许这个批评者刚刚写过批评郭敬明电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