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厦门市政府及其部门对PX项目的运作一直进展顺利，但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一份由105位来自各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直指PX项目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引起厦门人尤其是该项目周边居民的极度恐慌。2007年6月初，厦门市大批民众以“集体散步”方式表达抗议和反对声音，尽管厦门市政府随后在重新启动的环评中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引进公众参与，但参与进来的公众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迫于此，2007年12月厦门市PX化工项目最终流产，另选址兴建。

类似结局的决策案例比比皆是。2009年，以净化网络环境、过滤和屏蔽有毒有害信息为目的的“绿坝—花季护航”网络绿色过滤软件在公众的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被迫宣布暂缓安装；同样，被当作“民心工程”的广州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决策也遭遇公众的“不领情”，在公众的抵制和反对中流产了。

这些决策案例的共同之处除了结局相似外，决策过程也基本相同，即决策在行政系统中封闭式运行，隔绝和屏蔽了公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但最终在公众的参与抵制下被迫宣布失效。诸多的相似处折射出一个值得我们不断思考的决策困境：在公众参与的环境下，我们如何有效进行决策？如何在满足决策民主化要求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的情景下，有效制定出高质量的公共决策？

与PX化工项目在厦门市遭遇“滑铁卢”相比，漳州市在决定引进被厦门民众抵制的PX项目时，决策者对公众参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选择，对于我们思考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机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