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产贺岁片可谓是异常火爆，已经上映的就有《三枪拍案惊奇》、《花木兰》、《刺陵》……可“拜看”这些个贺岁片，基本上每次都是“期望有多少，失望就有多少”，怎一个“失望”了得？虽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士，但看看网友们（最客观的评委）的评价，觉得自己的看法还算“主流”，不会太过偏激。

在朋友的力荐下，今日看了《十月围城》，总算是没有再继续失望下去。陈可辛“十年酝酿”，众多大牌明星倾情出演，呕心打造……影片中的台词至今还在耳畔萦绕，“十年前，衢云兄与我讨论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是革命。”通过影片，真切的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爱国仁人志士的责任感，那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激荡的思想，感人至深的场景，对理想的追求，对中国的责任……

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半路杀出个春哥”，这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

李宇春做客相关娱乐节目时，谈起自己的这次演出时说：“自己想笑，同事们看到她出场的时候也都想笑”。“笑”，我也笑了，不过是“无奈”的笑。《十月围城》，一部以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以国父中山先生为线索的影片，应有的格调是“低沉”“悲壮”，而不是所谓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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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影片的剧情本身，为何要在影片中增加一个为父报仇的“打女形象”，而且是贯穿全剧？在男性“革命者”（大部分还不属于革命者）居多的情况下，要增加一个“女革命者”，也就必然要是一个“刚烈”“先进”的女性，而“春哥”虽说长得“中性”，但外表始终显得“孩子气”，再加上作为人气偶像人物的她，出场出现“笑场”，也是情理之中了。

“春哥”，一个风靡在青少年中的偶像人物，其票房的号召力可想而知。“李宇春处女作电影”，这个噱头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也难怪陈可辛会不遗余力的邀请李宇春的加盟了。可这部“悲壮”色彩的革命题材影片加上“春哥”合适吗？

“春哥”，这个某类群体的人物偶像，其知名度的与日俱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求异”“另类”思想的推波助澜，并与“追求一夜成名”“炒作”“恶搞”等社会浮躁风气有很大关系。而硬是把这位“偶像”放进这部“悲壮色彩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就有点类似于为满足功利主义的需要，在“阳春白雪”中添加点“下里巴人”，这也不得不说是《十月围城》的一丝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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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总是需要神话的，只不过我们常常忽略这个事实，特别是在我们自以为推倒一个旧神话的时候，其实无形中就已经塑造了新神话。所以，在我看来，《十月围城》也是一部神话片——当国家消亡的神话被民族国家的神话所取代时，《十月围城》的骨子里无非是又一部《建国大业》，只不过后者囿于具体指向而主要局限在海峡一隅传播，《十月围城》则把落脚点放在了两岸都能接受的“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那里，明后年就是民国建国百周年纪念，想必《十月围城》剑指金马奖，已是司马昭之心。

救亡压倒启蒙，饱受蹂躏的中国人总免不了有救世主情结——普罗大众渴望有救星带领他们，精英们便时不时的以救世主自居（按照雷蒙 阿隆的说法，这种心理不过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罢了）。于是乎，《十月围城》在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里，打造了一出关于救世主的神话。不过陈德森很聪明，他并没有简单的树立一个高、大、全的神主牌位，而是着力打造了从财主到乞丐，从大亨到流氓的牺牲群像，用断片切面的手法较为全面的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香港风貌。所以，整部《十月围城》看下来，便是一出仁人志士舍生取义“让领导先走”的神话催泪弹。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覆巢之下，谁能独善其身？正如李重光与陈少白争论时所说:“整个中国都卷进来了，我能不被卷进来么？”有时候，牺牲是迫不得已的，烈士们也没有教科书上面说得那么光鲜。赌徒舍身护中山，只是因为突然有了作父亲的责任；马戏演员舍身护中山，那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乞丐公子舍身护中山，不过是将早已苟延多时的生命来个灿烂的了断；人力车夫舍身护中山——这可能是最令人唏嘘的一段——他只是觉得老板是个好人，而且给他说了媳妇，不能让心肠好的老板遭难——可怜到最后一刻，车夫根本不知道他保护的人是谁。中国人本性善良，甚至有点懦弱，但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是不想偷生，而是想偷生亦不可能的问题了。莱克星顿的纪念碑上写着:“在敌人没有开枪射击以前，不要先开枪；但是，如果敌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么，就让战争从这儿开始吧！”这句话放在《十月围城》里，倒是对一干保镖们颇为准确的心态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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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围城》里人物虽多，但互有勾连，彰显出华语电影中难得的编剧功力。而且人物设置也很对版，春哥（不含贬义）和巴特尔明显演技欠缺，所以给他们安排了度身定制的角色，所以扎在一干大明星里，倒也不丢份。而且片中武戏虽多，但陈德森还是清醒的将串联全片的重任压在了王学圻和梁家辉两个老戏骨身上，所以剧情走向、节奏俱佳，该煽情的煽情，该插科打诨的插科打诨，绝无突兀之感。而且，在善恶分明的叙事模式下，《十月围城》还是尽可能的将人物立体化了——英雄的卑微出身早已是欲扬先抑的坊间惯用手法，片中对反派人物的心路交待，才更加耐人寻味:胡军扮演的清廷刺客阎孝国，曾在陈少白处受教西学，虽做了朝廷鹰犬，但绝不是外界想象那样食古不化的封建冥顽。阎孝国在与陈少白对峙时直斥对方是书生意气，一心想依靠洋人帮助来振兴中华，实在是书生误国；而且，阎孝国在临死前还不忘对老师说一句“学生已报国恩”，委实令人扼腕——护中山者是为了民族国家，刺中山者居然也是为了民族国家——当然，是他们各自心目中的民族国家。

影片的细节设置也蕴涵匠心，巴特尔扮演的少林和尚叫“王复明”，这“反清”之义看过《鹿鼎记》的地球人都知道；同理，大反派名为“阎孝国”，个中深意，正如前文所述。此外，早前就听闻《十月围城》里打满五十分钟，两个多小时的影片看完，始觉不虚。而且陈德森难得的把文戏、武戏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场面火爆，情感郁积也充沛，看下来一气呵成，绝不拖沓。

中国人不信神，但中国人对政治、历史又有着天生的浪漫主义情结。所以，把政治历史（以及其中的暴力）浪漫化的《十月围城》颇对中国观众的胃口。不过有时候狗血也过了量，譬如乞丐公子刘，一出镜就笑了场——胡军的秃眉毛和谢霆锋的吊眼角加起来还没有黎叔的一头离子烫扎眼，最后黎叔洗了三温暖、拉了直发，陈德森又弄了个电风扇使劲吹，再加上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的嘉欣姐——看到这里，笔者已经无话可说。

当然，总的来讲，人物前史的设计，《十月围城》堪称教科书。如此千头万绪，最终汇于一脉，乱中取栗，这才有技术含量。跟嘉欣姐一样，周韵和范冰冰都是花瓶，但难得的有戏——周韵腿有残疾，且刚与谢霆锋扮演的车夫定亲；范冰冰身为王学圻扮演的李玉堂侍妾，却与甄子丹扮演的赌徒英雄有一段孽缘。可见《十月围城》的编剧，在每一根线索上都是下足了功夫的。即使是几分钟戏份的吕中，一句“我代表我儿谢谢你”也让孙中山母亲的悲怆尽显大银幕。而剧组给张涵宇的化妆功夫也了得，猛一看还真像马少骅，而最后那双中山泪眼，则给这场内牛满面的大戏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片头客串的张学友，歌神一出场就被人爆了头，当时，他正在给人讲解什么是“民主”。

中山先生也在片中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革命同胞人人有恒业”。什么是“恒业”？拿今天的标准衡量，主要就是指房地产。

我已经看见，一出“杯具”正上演。剧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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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电影大战风云乍起，有关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激烈争论已经悄然展开。《十月围城》的脱颖而出，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贺岁电影及贺岁档的声誉。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惊喜，也给2009年的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

《十月围城》是一部好看的、有情怀的、优质的中国式大片。影片取材于辛亥革命前夕的大背景之下，围绕着清廷派刺客到香港刺杀孙中山，而众多仁人志士保护孙中山为主线展开故事。影片一开始就用各种艺术手段竭尽铺张之能事建构起了叙事悬念，而且在电影的起承转合中把这种悬念和悬疑也铺陈得非常巧妙，并把悬念一直延续到影片的最后一分钟，使得观众在情节的层层推进中被深深吸引、无暇思考。

《十月围城》在悬念的结构和叙事的推进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商人李玉堂为富有仁，外冷内热，虽然同情革命但却不愿意参加革命，尤其不愿意自己的独生儿子卷入其中。正因为如此，与为革命义不容辞、锲而不舍、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友陈少白产生了鲜明的反差和激烈的冲突。李玉堂与陈少白生死之交的主线又引出其他各色各样的片中人物，或为主仆之情，或为父女之情，或为江湖义气。这些江湖人物并没有革命意识和革命觉悟，只是被革命浪潮所裹挟，但其江湖义气、世俗情爱显得真实可信，也更容易打动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

《十月围城》的最大创意也是最大成功还在于，巧妙地运用了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选择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们为了推翻满清统治，抛颅洒血，死拼到底这种家国大义为影片的“戏核”，最大限度地迎合了社会各层面观众的期待心理。虽然影片并没有正面描写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活动，而是将其作为故事的背景，但也明白无误地为影片灌注了主流价值观，使得影片充满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对民族、对国家、对未来光明前景的信心和信仰。换句话说，影片巧妙地借鉴和化用了大陆主流电影的“国家叙事”、“革命叙事”，并与香港电影的类型叙事、传奇叙事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保持了香港动作类型片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香港动作类型片中打斗场面和整体叙事脱节的积弊，不再是为打而打的舞蹈式表演。

《十月围城》有着直接的、确定无疑的甚至是第一位的商业诉求和商业目标。在影片全球首映发布会上，导演陈可辛曾经这样直言：“我们要赚票房，但我们不能骗，要有良心地赚票房。”“赚票房靠的是影片的质量，骗票房靠的是影片炒作。”可以说，《十月围城》体现了优秀香港电影人对观众、市场和票房的深刻理解。对于任何产品而言，高品质都是基础的基础，前提的前提。在制作态度上，《十月围城》是相当严谨和精良的。同时，影片汇集了众多香港及内地的大明星，也保证了影片商业目标的有效实现。从长远看，票房成功绝对不能只是“忽悠”的结果，而是观众对电影人提供高品质娱乐享受的奖赏。对于商业电影而言，赚钱和票房固然是硬道理，但也不能失去电影的基本品质，不能失去电影人的良心。电影人对电影票房的追求应该建立在对观众的尊重和爱护基础上。一味的“忽悠”观众，结果则是被观众所抛弃，最终失去电影市场和电影票房。

香港电影人在“北上”内地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占领大陆电影市场的“秘诀”。大陆电影人也应该向香港电影人学习，在自己所熟悉的“国家叙事”、“革命叙事”的基础上，借鉴和化用香港类型电影的传奇化叙事、民间叙事，使其成为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主流电影。大陆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人在这种良性竞争和互动中，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不断开拓中国式大片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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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十月围城

《十月围城》比《三枪》实在是好太多。一部商业电影或许不必太深刻，但是，必须要有诚意。《三枪》的制作方与其不停地抱怨媒体以及竞争对手的打压，不如走进电影院看看《十月围城》。看完之后再写一个观后感，那么或许就会找到问题真正的答案。

这是陈可辛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的第三部作品。此前，他经历了《如果·爱》、《投名状》的惨败与惜败。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作“事不过三”，陈可辛最终还是从失败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带着《十月围城》，带着满满的信心又回来了。事实上，无论是从电影的主创人员还是大众舆论，《十月围城》都不仅仅被看作一部电影或者是某位导演的成功，而是被看作香港电影人捍卫香港电影声誉的作品，看作香港电影摆脱低迷的十年、成功完成转型并与内地完美融合的标志性作品。

香港电影的低迷直接来自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打击。金融危机不只是导致对电影的投资急剧减少，更重要的是香港经济繁荣的神话就此破灭，城市魅力衰减，香港电影在华语地区文化话语权中从主流退居边缘。而随着新世纪内地经济的腾飞，香港从经济到文化上与内地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这也就有了港人北上的潮流。然而，香港电影如何实现与内地文化以及市场的融合，则是一个有待探索且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十余年。

正如陈可辛在接收媒体访谈时说到的那些问题，可以看作诠释这个过程的生动案例。2005年，陈可辛携《如果·爱》第一次试水内地，遭到烂片《无极》的劫杀，让他认识到了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电影市场。随后，他又携与中影集团投资合拍的《投名状》前来。可惜在票房上被《集结号》腰斩，也没有达到预期。陈可辛总结的教训是，他轻视了冯小刚和《集结号》，他想不到内地的观众会对主旋律题材的东西如此欣赏。他这次反思的方向是电影的题材与观众的口味。这也就是《十月围城》之所以在沉默了十余年之后，再次被陈可辛激活的根本原因。

香港电影借《十月围城》而实现的转型，还不仅如此。《十月围城》已经完全颠覆了过去香港电影的制作模式，也颠覆了香港电影与内地市场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它其实已经完全是一部“内地化”的香港电影。影片制作的主体是内地公司，其他投资方也都是中影集团等内地资本。从电影制作到投资，皆已打上了“中国大陆制造”的烙印。这与以前的“合拍”模式有着显著不同，变成了内地向香港卖片，而不再是内地向香港买片。虽然香港电影的制作和投资已经完全内地化，但是，香港电影的职业精神却并没有在这种融合中消失。

不过，香港电影的内地化转型也不是没有问题。其最令人担心的还是在电影内容选择与处理方面，为了取媚于内地观众，而与某些庸俗价值观同流合污。这恐怕会失去香港这个城市的自由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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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围城》讲述了一个又荒诞又真实的故事。之所以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核心就是送死。具体点说，就是一群本来没有生活交集的陌生人，为了保护一个来香港开会的陌生人而去送死。更荒诞的是，这些动机各不相同的人，因为碰巧死在了一起，从此拥有了统一的头衔：义士。你看，这就是光辉理想的神奇之处。之所以又说这故事真实，盖因古今中外，历史从来如此。

义士们送死的动机很难理解吗？我看未必，窃以为陈可辛和陈德森恰在此处显示出了香港电影人的诚意，没有用“革命”的大帽子压人，而是为理想主义者的行为，做出了现实主义的注解。掰着手指数数，几位主角为什么愿意送死：甄子丹是被前妻范冰冰和亲生女儿感动了，为了孩子有个家，保护情敌也忍了吧。谢霆锋想着马上要娶媳妇了，这媳妇还是老板给的，老板说啥就是啥。李宇春要报杀父之仇，兼完成她爹的遗志———这遗志是什么呢？她爹任达华说了，清廷不灭，自己就永远是个叛军。巴特尔练了一身功夫却从没打过架，这回可算逮着机会了，而且还是“打坏人”，挺刺激。黎明不做公子很多年，抽大烟败掉家业，早就想死了，突然碰见王学圻，给他把传家宝贝铁扇赎回来，当即表示“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我”，虽然他也纳闷王学圻干的事“值吗”。王学圻当然觉得值，他是个商人，暗中资助革命党很久，用今天的话说叫“政治献金”，只要革命成功，必有丰厚回报。只是他没想到最后把独生儿子搭进去了，这账一算，巨亏。曾志伟身为警察，本来忠于职守，努力查封报馆，他送王学圻一程，也是放笔人情债，反正“全香港都没有警察了”。

这样一数，上述同志，没有一个是真心干革命的。难怪胡军对见血就晕的老师梁家辉说，要真让你们这些人成了事，中国必亡。

胡军错了，错在他小觑了真正的阴谋家梁家辉。唉，我向来是不惮用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可这是事实。梁家辉乍一看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他做的一切都有伟大光荣正确的理由，包括用替身换掉孙中山，导致许多不必要的牺牲，也可以解释为稳妥起见。孙中山的话，为梁家辉提供了理论支持：“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问题就在这里。关于“革命”二字，我更倾向于鲁迅先生的解释：“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口口声声说要传播西式文明理念的梁家辉，不可能不知道，人人生而平等，这话同时意味着：没人有权唆使、引诱别人去死。以革命之名，以理想之名，都不行。

哀悼一下王学圻那个当了替死鬼的儿子吧，他是个愤青。这样热血年少的岁月，我们都曾有过。只是我现在认为，比起充当炮灰，还是为心爱的女孩子打架更有劲，更崇高，也更温暖。至少，那是你认识的人。

不要迷恋革命，革命只是个传说。其实梁家辉这种人心里最清楚，革命就是比谁活得久，活下来才有资格谈理想。所以黎明在外面都快给人捅成蜂窝了，梁家辉还在屋里拿着手枪哆嗦。这把枪要留到最后关头打BOSS，果然，打死了胡军，功劳最大的英雄，还是健在的梁家辉。

中国古话讲，“一将功成万骨枯”，在民智未开的年代，谁能驱使千万人甘愿赴死，谁就赢。开头我就说了，这事挺荒诞，却是残酷的真实。管你信不信，我们今天能够谈起“理想”这个久违的话题，应该感谢《十月围城》，“年少的作文虽然不能成真，你我都愿意再笑着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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